无论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还是生态环境的治理，其最终目标均应是国民的福祉。

对这种权利的保护和限制，不仅在传统国际法上，还是在现代国际法上，均有相应的习惯规范和条约规范。5.第17条第1款对秘密通信的保护，是一种禁止性规范的保护。

在《儿童权利公约》第13条的规定中，包括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名誉、保护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例如，依据法律授权的国家机关（通常是法院），为了保全证据或防止犯罪，可以实施诸如开启信件、监听电话等秘密的国家监视措施。特别是在公共道德领域，适用于表达自由的某些限制措施对隐私而言就可能构成了任意的干涉而不应适用[2]291－292。1950年缔结的《欧洲理事会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以下简称《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维护隐私和家庭生活的权利规定：（1）人人都有维护其隐私、家庭生活、住宅和通信的权利。与此不同，国际组织的通信自由和特权，则是主权国家通过建立该组织的基本文件赋予的派生权利，主权国家赋予国际组织此种自由和特权的目的，在于确保国际组织为实现基本文件规定的宗旨和履行基本文件规定的职能而有效地执行其职务。

1989年缔结的《儿童权利国际公约》第16条规定：（1）儿童的隐私、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受任意或非法干涉，其荣誉和名誉不受非法攻击。按照国际法上对主权概念的界定，无论是国家的对外通信行为还是国家的对内通信行为，它们都属于国家的主权行为。即使它不实际行使提名权，只做提名前的各种实质审查工作，审查后由省级法院、检察院或者交由基层法院、检察院去提名，这些做法是否具有充分的法理基础，也是值得认真讨论的。

[49] 参见《法制日报》2014年6月15日第二版。这两个规定实际揭示了地方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性质的双重性：一是，地方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都属于统一国家的机关，行使国家的职能，分别接受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和最高行政机关的领导。还有，能不能说地方法院和检察院行使的职权是中央某个机关比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呢？也不能，因为事实上没有任何这样的授权，而两类地方机关的职权恰恰是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和赋予的。本文认为，认识中央事权至少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何谓中央？权威正统的《辞海》从不同角度对中央的含义做了解释。

实行地方法院、检察院人事统一管理，还遇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落实宪法第99条的规定。[39]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当然，这个文件只是一个内部的说明，并没有公开发表。对这个改革，彭真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是这样说明的：当时苏联是由总检察长负责，下级检察长由总检察长任命。二者非但不矛盾，而且，由地方权力机关管理两院的人事权，正是扩大地方民主、监督两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需要。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也告诉我们，要达到对一个事物的科学认识，必须充分考虑各种不同的因素，不仅要注意正面的因素，也要注意反面的因素，有时候还需要特别注意反面的因素。

[12]对于两院为什么要服从法律，彭真进一步做了精辟阐述：服从法律，就是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决定，也就是服从全国人民。这时候的人民委员会实际代行了今天的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因为1954年，地方只设立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没有设立相应的常务委员会。三是，在本行政区划内设置法院、检察院，但人民代表大会对两机关只有部分人事权（比如，没有任免权，只有监督权），但是，这部分权力也不足以保证两机关遵守执行法律。所以，从宪法有关地方法院和检察院既不是中央一级司法机关，也不是中央一级司法机关的派出机关的这一结构设计，更没有获得某个中央机关的授权这些具结情况来看，将地方法院和检察院行使的职权定性为中央事权，还存在一些困难，因为如前所述，所谓中央事权，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行使这一事权的主体自身就必须是中央机关，或者中央机关的派出机关，或者获得中央机关的授权。

而列宁也强调说，人民的代表参加法庭，毫无疑问是民主的开端，我们应该自己来进行审判，公民应该普遍参加法庭和国家管理。2、司法职权中央性的根本特征，是执行全国人民的意志。

但在中国，检察权一般被认为属于司法权的一部分，检察机关相应地也被与审判机关一起归入司法机关体系中。来源：《法治研究》2014年第8期。

  摘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构想，是关系到司法职权的性质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内容的重大司法改革。在这种情况下，便产生了一部叫瓦烈利法的法律。理解我国司法职权中央性的同时，也要把握宪法体制中容易被误读为中央性的关节点。当然，适用法律毕竟是复杂的专业，非普通的同类人所能胜任，于是职业法官应运而生了。因为实践证明，即使沿用列宁关于检察权属于中央权力的说法，或者将它作为中国的一种理论假设，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在实践中也行不通。但需要注意的是，理解宪法的这个规定有一个立足点问题。

也正是基于这一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都主张法官必须由人民直接选举，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提起中央，人们无疑会想起全部或者某一领域的国家最高权力，也就是集权。

现在，把这个提名权拿到省一级，就意味着一个县级人大常委会将要对省一级机构的提名，进行审议并决定是否任免。这说明，即使是地方的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也具有国家性，是国家的代表，在处理地方事务时，它们既代表地方的意志，也代表了国家意志，但却不能因此说它们行使的职权都属于中央事权。

司法职权的中央性，首先应当是指有关司法职权的事项，属于中央的专属立法权。[22]由此可见美国人对于同类人中陪审员的倚重以及对代表国家权力的法官之不信任达到了何种程度。

按照宪法的规定，中央事权既包括立法方面的，也包括行政和审判、检察方面的中央事权，但首先应当是立法方面的。法院、检察院以维护法制统一作为根本手段来行使职权，并不等同于司法职权就属于中央事权。现在，要把法院、检察院的人事权统一到省一级管理，是一个重大改革，对进一步保证司法公正必然具有重要意义。[30] 参见许安标、刘松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释》（第二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344－345页。

[7]按照最新版《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中央是与地方相对而言的，特指国家政权或政治团体的最高领导机构。一是，我国过去曾经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各地情况悬殊不一，地区辽阔，交通不便，而各级人民检察署还不健全，因此，暂时还只能在中央统一的政策方针下，授权于地方人民政府，使其发挥机动性与积极性。

当事人有权在诉讼中申请回避，就表明了一种对国家权力的既有安排的不信任和不服从。[25]恩格斯关于司法权与中央权力关系的以上论述，是相当深刻的。

进入 刘松山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司法职权 人事权统一管理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这样，符合中央扩大民主，法院、检察院保持独立性的精神。

宪法第123条也明确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这当然是指各级人民法院都是国家的而不是地方的审判机关。根据这一条的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负有保证法律的遵守和执行的职责。贺小荣还提出，省以下地方法院人事权统一管理，只是依托省一级的制度平台统筹管理，并不是系统内部的垂直管理。如前所述，中央事权的基本结构包括事和权两个部分。

  刘松山，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9]根据列宁这一检察监督的思想，前苏联各级地方检察机关的人事任免权都是由中央控制的。

按照这部法律的规定，地方人民检察署也是同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其人事权也是由代行权力机关职权的地方人民政府委员会管理。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的很多内容，就是地方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对地方事务做出的规范。

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在县一级以上的行政区划内设立的法院、检察院，其组成人员由本行政区域内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产生或者任命，对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向它报告工作，受它监督。认为各地法院不是地方的法院，是国家设在地方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法院，可能主要是基于对1982年宪法篇章结构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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